布兰特今年52岁，是个出生在汉堡的标准德国人。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人到中年，他远赴东南亚，时至今日已经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生活了超过20年时间，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德国商会从事商务工作。

《神州旧忆》是布兰特出版的第五部作品，通过展示、分析1600多张来自中国近代时期的明信片，介绍了1895年到1914年间中国社会及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

说来也怪，在决定编写这部双语历史作品之前，布兰特没有去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除了上万张与昔日中国相关的明信片收藏外，他与中国仅有的联系，可能是对羽毛球的热爱，以及有客家血统的印尼籍妻子。

“如今我们用微信、WhatsApp联系和发送信息，还可以用云技术储存照片和信息；十五年前我们用的是电子邮件和短信。”布兰特说，然而在100多年前，人们一辈子可能活动半径可能只有25公里。

将画面印在信函上，通过邮政网络送到世界各地。对100多年前的世界通讯方式来说，这不啻革命性的突破。

“明信片是世界上第一种印有图片的通讯载体，也是第一种内容公开的通讯方式。要知道，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甚至没有飞机，其实还是相当封闭的。”布兰特解释说。对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中国和远东仍然是个神秘的存在。要更直观地了解东方的文化风情，明信片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中国北方的鞋店

这也就可以解释，明信片在问世后就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德国一天的明信片投递量突破了100万张，境内明信片产业迅速扩张，每年超过10亿张的产量占了整个欧洲产量的六成。从1900年到1914年间，明信片产业迎来“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明信片企业的破坏，加上科技进步的加速，明信片“黄金时代”也在电影、电话、电视等新科技的冲击下迅速退潮，成为古玩店、二手店里低价出售的收藏品。

25年前，年轻的布兰特第一次与这种小画片相遇。

那是在巴黎一个跳蚤市场，布兰特看到这张印有新加坡乌节路的明信片。在他印象里，这里是新加坡的头牌商业街，是购物和美食天堂，怎么会是画面上牛车横行的狭窄沙土路？

强烈的反差与历史冲击，让布兰特萌发了收集明信片的心思——通过这些”历史拼图“，还原100多年前亚洲的风貌。如今，他在德国汉堡的老家已经收藏了约3万张明信片，其中上万张反映的是中国和华侨的历史，于是才有了这本《神州旧忆》。通过建筑、职业、法制、人物等主题，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华侨万象。

“你可以看到中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上的成就。”布兰特特意拿出有关生产工具的专题，“比如用来灌溉的水车，比如将风筝挂在手推车上减轻负担。还有京杭大运河，还有石拱桥，这些都是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通过布兰特收集整理的明信片，我们也能看到当年西方世界眼中的清末中国，比如戕害中国妇女千年的缠足，比如上海街头的茶楼以及外籍警察，比如站笼和砍头等刑罚……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屋仑华侨会所的演讲中，布兰特都用了大量篇幅关注早年出国谋生的华人生活。光是1900年到1914年间的旧金山唐人街明信片，就收藏了上千张。

老式德国明信片，标题为“中国美女”

在明信片发展史上，1905-1907年是个重要的分隔线。在此之前，明信片空白的背面只能填写收件人信息，所有留言只能写在图片周边的留白处。在那之后，明信片才发展成今日一面图片一面写字的式样。

在奥克兰，布兰特专门挑出一张1900年前后出版的旧金山唐人街明信片，让观众指出其中特别之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都是男人，一个女人都没有。”布兰特解释说，这并非偶然。19世纪中后期，中国经历了长江洪水和太平天国等天灾人祸，底层百姓生活悲惨。为了逃避战乱饥荒，不少壮劳力不惜卖身给跨国劳工中介，逃难到南洋、美洲和大洋洲。

然而在当时充满歧视色彩的政策下，这些华工无法回国，也不能将妻儿子女带到海外。“到十九世纪末，旧金山唐人街就有超过2万人，但男女比例只有20：1左右。”布兰特补充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当时鸦片烟与嫖妓一起成为华工主要的消遣。

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伴随地震而来的大火，将移民局不少档案化成灰烬。借此“重新洗牌”的机会，不少华人劳工得以将家人从中国故土接来，有关当地唐人街的新式明信片上，也就出现了中国妇女儿童的身影。

“我喜欢新西兰，因为这是第一个为当年人头税等歧视政策道歉并赔偿的国家。而且在这里，我看到华人安居乐业，有着稳定的组织和活动架构。”布兰特说，接下来，自己的研究还将继续关注明信片、中国和华人。

本文明信片图片均由布兰特提供

来源 - 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