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皇居位阶最高的正殿“松之间”，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正式举行退位仪式，并发表作为天皇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明天（5月1日），他的长子德仁天皇将成为菊花王座的新主人，结束28年的“皇太子”人生，变身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第一位天皇，他将继续担任他父亲的角色：

作为日本最核心的“象征符号”而存在。

在距离皇居不到10分钟车程的永田町总理大臣官邸，住着坐稳四任首相位置的安倍晋三。他和他背后的自民党，牢牢掌握着真正来自日本政治中心的权柄——至少，安倍已放出豪言，称在2021年9月21日正式卸任首相之前，一定会修改和平宪法，加入“自卫队条款”。

灰墙白瓦、古朴神秘的日本皇居和现代的首相府邸，作为日本“虚拟”权力中心和“现实”权力中心，隔空并立，似乎做到了“相敬如宾”。

但当平成时代即将逝去的前夜，那位笑容可掬、永远措辞谨慎的老人走下菊花王座之际，人们又一次开始审视，过去动荡的三十年：

经济泡沫肆虐导致了蔓延全日本的“平成大萧条”；

右翼团体盛行，军国主义抬头，日本保守派政客一次又一次把“修宪”提上日程；

二战已毕，但慰安妇、教科书修改等等敏感的“战后话题”，永远在牵动整个亚太地区的敏感神经。

游走在多方势力交织的权力漩涡边缘，明仁的角色远比看上去的要尴尬——当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政府日渐冲突，每一次公开发言都要冒着“天皇违宪”的风险，当顶着多重压力，执意进行皇室现代化改革，当一次次试图打破天皇“神”的“结界”，触及“凡人”的世界，明仁背负的期盼和非议，远超人们的想象。

“神”和“人”的莫比乌斯环

在讨论明仁的父亲——裕仁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时，学者和媒体都习惯将其形容为一个“热爱战争”的“军事家”，至少在那些喊着“天皇万岁”的日本士兵眼中，战场上的拼杀血刃，都是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为“优越的大和民族”而战。

在这种情况下，被看作“握有实权”的裕仁天皇，纵容、助长了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战争行径，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也正因为如此，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修订之后，其限制天皇只能作为“国家符号”而存在、不可涉实权的规定，似乎让天皇一夜之间，从“统治者”沦为一个表面的“象征”。

（明仁天皇祭拜自己的父亲裕仁天皇，图片来源：海外网）

但照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的看法，日本天皇在不同时期，掌握的权力大小并不太相同。在裕仁天皇之前，无论是武士掌权的幕府时期，还是外戚摄政的摄关政治时期，天皇都没有真正的实权。

但在裕仁天皇时期，出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裕仁天皇再一次被内阁和军队着力“神化”。

“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人试图抬举天皇的权威，但真正的权力操作实际上是来自于内阁和军部，天皇一般不会干涉或作出重大决定。”徐静波说道。

因此，尽管在战后，裕仁天皇首当其冲，被当做战争“祸首”，还发表了《人间宣言》，称自己也是“凡人”，并非是日本神道教中所称的“现人神”，但跌下“神坛”的天皇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和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的帝王不同，天皇更多时候是虚权在握。

（明仁（右）和自己的父亲裕仁天皇（中）一起读报，图片来源：海外网）

正因为如此，子承父业的明仁，平和地接受了自己“不再是神”的设定——甚至因为幼年时期接受的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教育，明仁开始主动地卸下“神的面具”，作为“凡人”和民众亲密地互动和交流。

——但这触怒了日本保守派政客的核心利益：

因为在传统右派政治家眼中，他们一直呼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其效忠和敬慕的对象正是曾经高高在上的人神“天皇陛下”。当天皇不再神秘高贵，而是变得平凡无奇，右派政客们的立场也失去了最根本的支撑。

一方面，保守派政治家需要维持住天皇高贵且神圣的地位，强调天皇无与伦比的“正确性”——因为“神谕”是不会出错的；一方面，对于明仁经常违背政府意志的做法，保守派们无法真正地进行反驳和激辩——因为“神谕”是不会出错的。

而对于明仁而言，他所有的公开言论，都必须要极力避开任何政治和社会议题，否则就是违反了《和平宪法》中“不干涉政治”的条款。

但作为日本的“核心人物”，他肩上的责任，又让他不得不为一些事关日本命脉的问题委婉发声，为身处金融泡沫冲刷下的平成人民，带来慰藉和力量。

明仁在位的三十年，皇室和政客之间的暗流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是战后的日本跌跌撞撞的社会变革中，不可避免的文化角力。

“从神到人”

1991年，明仁就任天皇的第三个年头，他的“出格”做法就已经让日本右翼政客大为光火。

那一年，日本某个地区的火山爆发，明仁和美智子皇后去看望被安置在一间疏散中心的难民们。他们穿上了平民服装，脱去了鞋子，跪在疏散中心脏兮兮的地板上，微笑着倾听难民们的讲述。

这种做法，是过往的天皇从来没有做过的——不再神秘，不再高高在上，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民众并肩而坐——数位保守派议员为此忍不住公开发声，认为天皇的做法“有待商榷”。

然而，明仁作为“人民的天皇”的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儿子德仁——2017年，德仁皇太子就表示，天皇应该“始终在思想上与人们亲近，分享他们的悲欢离合”。

秉持着这种观念的明仁天皇，成为了残疾人护理中心、养老院、灾难安置中心的常客——一次，天皇夫妇在出访时，欣然同意与一位女学生自拍。

事后，女孩把合照发在了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皇室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不少日本官员们震怒，要求女孩“删掉照片”。

事实上。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公民是不被允许随意讨论皇室成员的——然而，天皇本人，作为日本非民主君主制度的产物，却试图将日本带入到民主的大环境中去。

在明仁继位前，他就一再申明自己的立场，“将始终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并确保皇帝适合现代日本”。

妻子美智子皇后还在数年后，出版了自己教导德仁的育儿心得。尽管德仁上的仍然是日本贵族学校，但母亲美智子一再叮嘱他，要努力去感受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味人间疾苦。

（明仁和妻子美智子皇后漫步在林间小路上，图片来源：海外网）

然而，正如静冈福祉大学历史学教授小田部雄次所说的，选择这条路的明仁夫妇，“不异于进行一场赌博”。

“这种现代化的做法，是有风险的，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天皇过去是神。”小田部雄次告诉法新社，“他们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禁忌，甚至动摇了日本固有的政治阶层。”

驻日苏格兰记者马克·奥斯汀向英国广播公司（BBC）透露，2004年时，明仁曾到一所小学视察，全校师生被要求站起来高唱国歌。明仁随即劝告校方，不必如此，“如果是被强迫的，这样是不好的。”

徐静波则向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提到了安倍政府的立场：

“安倍政府也许试图保持一些皇室的神秘性，目的恐怕是继续给皇室蒙上一些神圣的、神秘的光环，以与历史的传统相衔接，继续给民众些许‘万世一系’的感觉。

将皇室完全现代化，在日本的保守人士看来，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以来的传统会发生龃龉。安倍本人是一个非常强调日本既有传统的人，因而或许不希望皇室进行重大的改革。”

而在日本居住了30多年的张亚则强调了日本天皇维持住神秘性的重要性：

“他们必须要神秘莫测，至高无上，这样内阁才可以借天皇的名义，去号令民众，煽动普通百姓的情绪。”张亚说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皇其实是政府的工具。”

“亚洲的和解者”

事实上，对于受到《和平宪法》重重掣肘的明仁天皇，能将皇室改革进行到如此地步，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了——在有关战争的议题上，他更多的是无奈和沉默。

20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作为天皇的明仁第一次选用了“深深悔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对日本战争行径的感受：

“为了反思我们的过去，并铭记对上次战争的深深悔恨，我真诚地希望战争的残酷永远不会重演。”明仁说，“我和所有人一起，向在战争中丧生的所有人致以衷心的敬意，为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祈祷。”

（在日本投降70周年的活动上，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明仁表达”深深的悔恨“，图片来源：海外网）

不少人都意识到，选用如此强烈字眼的明仁，是对前一天（8月14日）安倍含糊不清的致辞的一次潜在的反驳和谴责。

当时，安倍表示，对受苦的日本表示“极度悲痛”，表示后代不应该继续道歉。

像这样的暗流涌动，在明仁天皇在位期间曾发生多次，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日渐抬头，以保守派政客为主的自民党盘踞在执政席，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条款”加进宪法的声音日趋强烈，还有活跃在日本民间的1000多家右翼团体，蠢蠢欲动的战争因子几乎渗入了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张亚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他观察到了一个细微的现象：

“我发现，近些年来，日本学校开始着重强调‘道德教育’，但是这在战后的日本，是很不寻常的。”张亚解释道，“在日本，以前是听不到‘爱国’这种观点的，因为爱国就是意味着爱天皇、爱军国主义，所以日本很多左派是非常反对所谓‘爱国’的。”

虽然在张亚看来，现代社会的日本年轻人，已经不会盲目地接受这样的理念植入。

“在我一些学生眼里，天皇不是什么‘神’，他们形容他就是‘卡哇伊’（可爱）。”张亚说道，“但是，这仍不妨碍在某些关键节点上，他们民族主义的情绪会被煽动起来，产生激烈的后果。”

然而，面对逐渐“向右走”的日本社会，明仁能做的也十分有限。

“保守派和王室成员之间的观点差异非常大。”名古屋大学历史学家兼日本君主专家河西秀哉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安倍政府对外态度强硬，与皇室家族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在任期间，明仁来过菲律宾、中国、韩国，足迹踏上过南太平洋帕劳群岛的土地，他对着这些二战受害国，表达自己的遗憾，悼亡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

2005年，他第一次来到海外的二战战场，访问隶属于美国领土内的塞班岛。

“他想为在战争中牺牲的所有灵魂祈祷，不仅仅是在国内，也有在海外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日本人，而是全世界的人民。”明仁的一位密友告诉路透社，“通常，皇帝的海外旅行是为了回应政府的要求，但这次旅行是基于他强烈的个人欲望。”

但这位被誉为“亚洲和解者”的老人，没有权利代表自己的国家道歉，也没有权利公开表达自己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否则就触犯到了规定他“不得干政”的《和平宪法》。

他的任何言论都要受到宫内厅的严格审查，每一次公开演讲，演讲内容都需要得到日本内阁的批准。

“我知道，在一两次演讲中，他对宫内厅和外交部使用的词语感到愤怒。”上世纪90年代担任日本英国文化协会主席的迈克尔巴雷特说道。

1990年5月，明仁刚刚继位不久，韩国方面提出要求，要天皇位上世纪中期在朝鲜半岛所施行的殖民化行为道歉。这个要求遭到了当时日本执政党的反对，时任首相的海部俊树提出自己代替天皇向韩国总统卢武铉道歉。

但当时天皇的副手渡边诚孝告诉路透社，天皇和政府发生了争执：

“天皇陛下想明确指出，正是日本造成了朝鲜半岛人民的苦难。”

在一次次的暗中斡旋中，明仁想尽办法在公开场合委婉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呼吁。

2015年8月1日，日本宫内厅选择公开当年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的原声录音——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是明仁屡次向宫内人和内阁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选用了高度象征性的姿态，去表达自己的立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霍瓦特（Andrew Horvat）说道，“尽管他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政策方向，但他影响了日本民众，将对战争的理念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传播到现代的日本社会中去。”

“生前退位”和“女皇陛下”

2016年7月，日本广播协会（NHK）第一次公开了明仁天皇“想要退休”的消息——宫内厅迅速予以否认。但就在一个月后的8月8日，明仁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正式向国民表达自己年事已高，欲生前退位的意向。

这是明仁的一次试探——根据《皇室典范》的规定，天皇除非去世，否则决不能在生前退位。日本的立法机构重新设立一种新法，让在世的天皇退位合法化。

张亚告诉纵相新闻记者，日本政府是不愿意天皇在生前退位的。

“他们就要天皇在那里，作为‘神’的形象一直存在着，没有衰老、疾病等凡人们才拥有的弱点。”张亚说道，“这个要求一经提出来，不少官员是很反对的。”

而对于明仁来说，提出生前退位的请求，更是一次皇室改革的斗争——在2016年的公开演讲中，他提到，他的愿望不是为自己找到一条简单的出路，而是为后代人性化帝国制度。

明仁不仅希望自己的请求可以通过，更希望自己的子孙都有权选择自己退休的时候——像比利时国王、荷兰女王一样，可以尊严体面地卸下王冠。

“他希望日本人民就退位，或许更广泛地说，关于皇室继承以及皇室在当代日本社会中的意义，进行公开的辩论。”曾撰写过《日本1941： 耻辱倒计时》的作家崛田江里 告诉《日本经济新闻》，“不止是一次特殊法，开特例，而是永久地改革法律，让皇室子孙们享受到更人性化的态度。”

2017年，由政府任命的商业和学术人员顾问小组很快开始审议明仁是否应该退位、以及如何退位的问题。而2018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专家组一致建议允许明仁退位。

但这一次，明仁的斗争只有部分成功了——政府称，这次“生前退位”只是一次例外，并不适用于未来的天皇。

（明仁在象征着皇室权力的菊花王座前，图片来源：海外网）

当明仁的这一尝试告一段落时，新的议题又一次开始冲击保守的日本皇室——女性有没有资格当天皇？

在男丁稀疏的日本皇室，皇太子德仁只育有一个女儿爱子公主——根据《皇室典范》，女性不具有皇位继承权。

直到德仁的弟弟——文仁亲王夫妇盛夏这一代皇室第一位男孩悠仁亲王之前，对于“修改法律，允许女继承人登上皇位”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平息过。在性别观念逐渐现代化的日本社会，“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日本皇室已经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在悠仁出生后，修改法律的呼声暂且平息了一段时间，但如今通过立新法允许明仁生前退位后，立爱子公主为继承人的声音，又开始变得强烈。

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在自己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裕仁天皇和现代日本的诞生》一书中强调：

“今天，超过80%的日本人渴望进入一个女皇的时代。在21世纪的社会中，它强调男女平等，对多元文化更加包容，皇室不再能够成为典范，更不用说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了。支持君主制度的《皇室典范》与时代完全不同步。”

然而，这同样触到了右翼政客的逆鳞。

“男性至上的观念根植于日本皇室的血统之中。”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州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君主专家鲁夫（Ken Ruoff）说道，“但女性的血统是不算数的，民族主义者们说，女继承人一旦继位，日本皇室男性血统会被打破，日本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21世纪初，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曾公开支持立爱子为继承人，但右派政客们对此激烈反对，有官员甚至提出，要恢复上世纪50年代散落在民间的皇族旁支，从他们当中找到男性继承人，宫内厅则在考虑让德仁夫妇收养一个男孩作为养子。

这些争论直到悠仁的出生才作罢。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所功则直指安倍的反复态度：

“安倍很多次谈到，他希望让日本成为一个为保护女性的社会，但他是绝对不会希望女性登上皇位的，这和他的保守派理念太相左了。”

然而，这场“性别变革”，是否会又一次在日本皇室现代化的变革中无疾而终，谁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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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Frank)

来源 - 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