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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求、高薪水、高福利”...... 这些充满诱惑性的标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踏上背井离乡的漫漫出国打工路。

当我们将时间回溯到19世纪，在彼时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这里为了城市建设和发展迎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从那时起，这群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客工”。

即使是在今天，中国依旧在向新加坡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务人员，今年55岁的老杨就是中国浩浩荡荡的劳务输出大军中不起眼的一员。

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系列节目将目光转向了来自中国江苏农村的老杨，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一窥那些在异国打拼的中国人的生存现状。

从 2000 年开始，老杨就跟随着家乡认识的人一起辗转于各个国家做建筑工人，他们一起工作，也一起居住，在国外辛苦几年才能回家一次。

而在老杨的老家连云港，几乎家家户户的男性都选择出国务工，这几乎成了当地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

老杨去到过以色列和阿联酋，自2012年开始辗转来到新加坡。这本该是他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最后一年，但面对家里只重不轻的负担，他不得不选择续签，继续在异国他乡打拼。

为了稳妥起见，他选择花上一笔钱买通雇主，让他能够再多挣两年钱。

在新加坡务工的工人分为两种：公司工和散工。

公司工待遇相对较好，会提供住宿和餐食；但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没有底薪，相对经济压力更大。像老杨这样年纪较大的员工，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有所下降，一般公司不愿意再招收，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做散工，散工则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准证费”。

老杨每天的生活都需要精打细算，房租250新币（1新币约等于5元人民币），吃饭200新币，地铁100新币，再加上准证费 5000 人民币，一个月不干活都需要八千多人民币的成本支出。刨掉这些生活上最基本的开支，老杨会把剩下的钱一分不留地寄回家里。

一个月一万五，每月如此。

新加坡芽笼的日与夜

老杨居住的地方在芽笼一个叫做“豪华旅店”的地方。他的房间却寄居在旅店的楼梯下面，面积不足5平米，和“豪华”沾不上半点边。房间里除去睡觉的床铺，就连转身和走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虽然房间里装了空调，但这对老杨来说是个奢侈品，很少打开。桌子上简陋地摆放着一些生活用品，吃饭只能蹲坐在门口，借着小板凳作为简易的餐桌，勉强对付一下，就是一顿。

对于类似于老杨这样的中国劳务人员来说，来新加坡打工的首选落脚地就是芽笼。

芽笼位于新加坡河东部，整体来看就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大路，两边分布着许多条小巷。基本上，单数巷的商铺提供吃喝玩乐，双号巷则是新加坡合法进行性交易的区域。

这里鱼龙混杂、租金低廉，也因为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中餐馆随处可见，从北方的水饺到南方的点心，从油条豆浆到粤菜早茶，从大排档到小酒吧，应有尽有。

在这里，你能看到熟悉的汉字、听到熟悉的叫卖声，仿佛置身国内。

白天的芽笼略显冷清，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小酒肆灯火通明，身姿妖娆的女人们会出没在大街小巷，她们踩着高跟鞋、涂着红唇，对来往的男士细细打量。

她们中大多数是华人女性，在芽笼面对面采访了176名性工作者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助理教授梁凯文，在他的经济学论文中这么写道：“这个地方，对于渴望陪伴的年长单身男性，尤具吸引力。其中大部分的顾客是新加坡人......”

对于新加坡的色情行业，政府一直致力于使其合法化、规范化，因此对从业人员制定了严格的限制和要求。红灯区的从业者们只能拿到两年的签证时间，一旦期满，这些从业者们就必须回到国籍所在地，并终身不能以同样的身份重回新加坡。

因此，对于站街女而言，她们手里往往没有合法从事性服务业的执照，通常情况下需要拿着旅游签证进入新加坡。

一名典型的站街女，平均年龄是 26 岁，一天服务四个顾客，每个顾客平均收取 70 新币，一个月算下来，扣除房租等支出，她的收入是 3,200 新币（约人民币一万五）。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

对于新加坡来说，像老杨这样的劳工是这座城市迅猛发展下埋头走过的过客；而对于记忆里遥远又清晰的故乡来说，他们是想回不能回的漂泊者。

为了生活，他们独自在外地打拼，忍受着久不归家的孤独和寂寞。大多中国务工者平均每年回一次家，有的每隔3、4年才能回去一趟，对于他们来说，在异国他乡吃年夜饭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聚少离多不是什么大事，赚钱养家最重要。”

小兴刚来新加坡半年，他一开始和爸爸老方一起住在4人一间的宿舍里，但集体宿舍的生活并不好过：“为了省钱，大家都在房间里自己煮饭，房东也不管，他们把三室一厅的房子隔成5个小的单间，足足住了快20个人。”人一多大家都不注意卫生，屋子里没人打扫，蟑螂虫子肆意横窜，小兴实在受不了，就搬出来单住。

从老杨的叙述里我们知道，这样超数额的租住方式是违法的。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定，仅有三间卧室的房子居住不能超过6个人，但为了省钱，仍有大量的租客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空间，冒着危险和大家合租在一起。

老杨的隔壁住着一个孟加拉人，他们共享一个公用的小厨房。今年过年，照旧是老杨做东，他招呼了几个好友，又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准备给大家张罗一顿年夜饭。

为了这顿晚餐，老杨特意在“豪华旅店”里找到了一块废弃的木板，搭在墙壁和柜台中间，充当临时饭桌，这样他们就不用像往年一样蹲在街道边过年了。

回家、团圆、过年，这些记忆都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变得模糊而陌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家的时候，可能孩子尚在襁褓，等到再次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背上书包、会跑会跳了。看到眼前这个十分陌生的男人，孩子们困惑而疏离，那些缺失的成长和关爱产生的隔阂还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才能弥补一二。

年三十那天晚上，老杨和几个亲戚朋友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大家出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远房亲戚正揽着一个女人，姿态亲密地走过街道。大家都没说什么，默契地沉默走开了。

在异国他乡，渴望家庭的温暖，找个人搭伙过日子在大家眼中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这段注定埋藏在异国他乡的情感绮梦，回到故乡，就是一别两宽，再无交集。

这样所谓的“搭伙过日子”成了所有外来务工的人心中默认的隐形地带，大家心知肚明，但绝口不提。

但对老杨来说，搭伙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除了要负担房租之外，还要承担对方一部分的衣食住行。每月一万五寄回家里，就是自己不出轨的证明。

他摇摇头说：“我还有家呢，不要啦？”

老杨跟妻子提出想要回家过年，看看孩子，陪陪老人，但被妻子拒绝了。妻子让他好好待在新加坡工作，家里需要用钱，他要趁着身体还扛得住多挣一点。

大年初一，老杨起了个大早，拨通了家里人的视频通话，但可能是忙于拜年串门，一连打了五个都无人接听。提到家庭和孩子，大家都显得有些沉默。

不受待见的异国者

在新加坡，异乡人的生活并不容易。

除了华人，这里还居住着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他们大多来自于印度、孟加拉和缅甸等国家，每天12小时轮班工作，时薪低至15美元。

新加坡物价很高，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依赖低成本的餐饮店生活。不幸的是，这些餐馆提供的食物往往很少，而且营养不足，有的食材甚至都有轻微的腐烂。

Mominul Hassan 也是在新加坡辛苦打拼的劳工之一，他一有空就会给自己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打电话，但他不敢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因为那样妻子就会发现他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快速减少的体重。

32岁的 Hassan 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体重是65公斤，而现在他只有55公斤，他说：“如果我的妻子看到我，她一定会担心并要求我回家。我想念家，但我还需要挣足够的钱才能返回”。

想回不能回，成为了无数漂泊在异乡的劳工们心中最难言的痛。

在梁凯文等人对芽笼的研究当中，其中也提到了来自东南亚的“低端男性”，他们在红灯区里并不受待见：

“来自孟加拉的建筑工人，尤其是芽笼红灯区的频繁访客，为这里的廉价性服务带来了客观需求。” 但是这些顾客往往不愿意付高价，因此利润低，是站街女们除了警察之外，最想规避的人群之一。

华人劳工的处境也并没有多好。由于现在工作签证的要求和限制越来越多，选择来新加坡打拼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在本地人眼中，“素质低”的外来务工人员是个不受待见的存在。老杨说：“新加坡人本身素质又高，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我在一家华人家里装修，想上个厕所，客厅的厕所不让上，必须去女佣房上，别的地方不让去。”

其实新加坡的公司并不想聘请中国劳工，他们的工资几乎是孟加拉人的两倍，但中国人技术好、做事细致，又吃苦耐劳，因此不得不聘请华人。

据统计，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有46万之多，其中大多数人拿的都是申请门槛最低的工作签证。他们的工作和居住时间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大家来到这里，埋头干活，再过两年回去，是最固定的人生轨迹。

在吃苦耐劳、勤奋努力上，中国人永远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许许多多中国人选择牺牲亲人的陪伴和家庭的温暖，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异乡漂泊，辗转于不同的国度，谁都看不到的是，这背后饱含的心酸、孤独和寂寂长夜里的苦闷。

眼看着万丈高楼平地起，他们黯然退场，在另一处荒芜的地方从头开始，循环着无奈的执着。那个不足5平米的地方不是家；那个嗡嗡作响的建筑工地也不是家；只有那个几年才能住上几天，遥远又牵挂的地方，才是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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