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对话两名美国科技思想领袖：没想到美国打击面如此之广
2019年6月18日 09:55
【侨报网讯】北京时间6月17日下午，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深圳，与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的其中两位，《福布斯》著名撰稿人乔治·吉尔德和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进行交流和谈话。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主持这次会谈活动。
“没有想到美国打击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
综合大陆央视、凤凰网等媒体报道，任正非坦承，没有想到美国打击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不移，打击面如此之广，不仅是打击零部件不能供应，不能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不能跟大学加强合作，不能去使用美国成分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跟有美国成分的网络连接。
任正非表示，这些东西阻挠不了华为前进的步伐，“我们先前的想法没有预测到有这么严重，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就像烂飞机一样，我们只保护了心脏，只保护了油箱，没有保护其它次要的部件。华为需要磨合和时间检验，走完这一步我们变得更坚强。”
“美国的企业是富有道德良心的”
当主持人问及任正非面对来自美国政府的打击，华为还会不会和美国企业加强合作时，任正非表示，美国的企业是富有道德良心的，而华为早几年就清醒的认识到公司发展很快、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有来自这方面的竞争压力。
任正非认为，华为以前不坚强的时候都加强和美国企业的合作，现在坚强了为什么要惧怕跟他们合作呢？
“我们是打不死的鸟。”任正非说。
“华为百分之百没有后门”
任正非表示，过去30年里170个国家证明，华为的网络是安全的，把华为的终端比作水龙头，把连接的网比作管道，里面流水还是流油不是管道公司的责任，是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的责任。
“我们公司有没有后门呢？百分之百是没有后门的，我们愿意跟全世界的国家签订无后门的协定。但是为什么签订不了呢？是因为这些国家提出来要所有的网络设备供应商都来签订这个没有后门的协定，所以它通过的难度大。”
任非非说，华为与一个国家签订合同后，就把范本给大家看，“华为是敢签约的，保证是没有后门的，是敢于承担这个责任的。
“未来华为与美国公司合作持开放态度”
“在未来两年，我们会更加坚强，我们会更加坚定与美国公司的合作，我们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有些公司会对美国的供应商采取谨慎的态度，但这不是华为的态度。”任正非表示。
任正非表示，华为来说有八万工程师，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不是华为发明的，只是华为做得最好。“我们不是创造一切的人，但我们在技术方面做得非常好，超过了其他人。”
他还表示，华为不会因遭受的打击而停止努力，不会停止与大学的合作，“很多美国政治家来到我们的公司参观，他们曾认为公司是茅草屋，但是真的来看到了我们的创新能力，认为华为应该成为伙伴。”
“未来两年华为会减产，2021年重新焕发生机”
任正非表示，华为未来两年的销售收入都会在1000亿美元左右。2021年可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重新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阻挠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的。我们是打不死的鸟。”任正非说。
对于美国封杀下部分公司的断供，任正非表示，每个公司都是富于道德良心的，他们这些公司是非常好的。因为华为过去的30年的发展，没有离开世界上所有先进发达的公司对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华为现在受到一些挫折不是发自他们的本心，而是发自一些政治家对事物认识的不同看法。
“未来五年华为投入1000亿美元重构网络架构”
新浪科技讯 6月17日下午消息，任正非今日在深圳与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的其中两位，《福布斯》著名撰稿人乔治·吉尔德和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展开交流和谈话。在谈话中，任正非表示，未来五年，华为将投入1000亿美元，对网络架构进行重构，从而使它变得更简单、更快捷、更安全、更可信，至少要达到欧洲的G7PR的标准。
任正非表示，即使华为的财务受到一定的打击，对科研的投入也不会减少，基本上也接近这个数字。
“在信息社会，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做成一个东西”
当被问及华为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还是政治上的问题时，任正非表示社会一定是合作共赢的，每个国家孤立起来发展，在信息社会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社会，一个国家单独做成一个东西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所以，国际上一定是走向开放合作。只有开放合作，才能赶上人类文明的需求，才能以更低的成本使更多人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福祉。
任正非认为人类社会还是要走向一种共同的合作发展，才是一条真正的道路。经济走向全球化应该是西方先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全球化的过程中，会有波澜，这个波澜出现以后我们要正确对待，是要以一种发明、各种规则来去调节，去解决，而不是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
两名美国科技作家简介
乔治·吉尔德生于1939年11月29日，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未来学家、“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乔治·吉尔德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倡导“减税增加财政收入”的著作《财富与贫穷》被称为“里根改革圣经”，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倡导者，精准预测了半导体时代的繁荣，阐述了从每一台个人电脑“微观宇宙”到由无数个人电脑互联互通所编织成的“遥观宇宙”理论。这不仅催生了今日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一批中心化互联网巨头，更完成了吉尔德作为未来学家的整体体系建构。乔治·吉尔德还提出了著名的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在未来25年，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他还是《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等著名杂志的撰稿人。其创作的《企业之魂》《通信革命》等著作影响极大。
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生于1943年，是MIT媒体实验室的主席和共同创办人，OLPC基金会主席，并且是媒体科技的Wiesner教授。内格罗蓬自1966年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是建筑机械集团的奠基人，负责许多人-机界面接口的关键新技术。他出版了纽约时报的最畅销杂志《Being Digital》，该读物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内格罗蓬担任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且是一个以投资信息与娱乐科技为主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他是WiReD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是一个投资超过40个(包括三个中国的)企业的“天才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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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纽约侨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