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综合讯 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我不是药神》7月6日在中国国内公映，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讲了一个白血病患者、药企和政府的三方故事，主人公程勇游走在三种势力中间，成为白血病患者的代言人、药企的代理人，以及政府眼中不讨喜又碰不得的刺儿头。

电影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原型是“格列卫”。 根据《中国经济报》的报道，这种药在中国卖2万多（人民币，下同）一瓶，一个患者仅在这种药上每年就需要花费30万，而几乎同样疗效的仿制药在印度药店中却只卖2000元。

那么印度的仿制药是假药吗？在中国法律层面，无疑这是假药，但是在疗效层面却并不是。它们价格低廉，药性与原版药相似度达到99.9%，但是因为外国企业强烈抵制，一般只在印度国内销售。疗效相同的药品，价格相差几十倍；明明有治疗方法可以继续活得好好的病人，因为没钱只能等死，这些做法在挑战我们的常识。

天价药品格列卫（图片来源：淘宝药房）

那么我们能强制让有能力研发新药的药厂降低价格吗？也并行不通。而且长期来看，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因为药品研发是一项异常昂贵并且高风险的工作，如果没有高额利润的回报，药企很难有动力去研发新药——尤其是那些患病人数很少的罕见病。据权威机构Tufts CSDD在2014年的统计，美国批准上市的新药平均研发成本是29亿美元。而《药神》片中的慢粒白血病，发病率小于十万分之二，就算研发出特效药的药企垄断了全球市场，其用户规模也不过15万人上下。也就是15万人要分摊最低将近3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

药品研发如此昂贵，有两个主要原因。根据虎嗅网的分析，首先，新药研发中大多数的钱用于之后漫长的临床实验，来证明药物是安全和有效的；其次，药品研发失败几率极高，结合长达10年以上的研发周期来看，药企需要承担极高的风险成本。

假如用行政手段强制药企降价，或对成本低廉的仿制药不加以限制，药企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最终仍将损害病患的利益甚至阻碍医药科学的发展进步。

那么如果药企有理由高价卖药，是不是锅就转到了政府头上？这个问题不好讲，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去做财政支出是一个结构性统筹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凭借“善心”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药神》中慢粒白血病群体的痛苦与抗争，其背后的核心议题，是法律与政策的制订和实操中，应该如何平衡罕见病群体与药企之间的利益？有限的医疗保险，是否应该投放到对罕见病人的支持中去？这些都是正在等待解决的问题。

回到《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主角原型、现实生活中的陆某也正因为代购仿制药，他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抓获。

如果说能让大家看到希望的，就是2015年1月27日，审理该案的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解释说道：“如果认定陆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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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纽约侨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