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持续发酵。随着网上要求涉事院校回应公众质疑的声浪越来越强，北京电影学院专门成立事件调查组，北京大学也发文表态“将根据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调查结论按规定做出处理”。其实，人设崩塌的事件在演艺圈并不少见，奇怪的是，为何明明存在学术不端的嫌疑却直到今天才“东窗事发”？

长期以来，中国的博士培养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规模缺效益的质疑之声。翟天临事件无疑又戳中了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不端的隐痛。2017年4月，德国知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出版社经调查发现2012至2016年间，有107篇刊登在学术期刊《肿瘤生理学》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而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且不论同行评审的技术细节是否合理，比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频频出现的中国学术造假事件确实值得反思。

从精英教育到学历教育，在高等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博士逐渐失去了万众瞩目的光环。1983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联合北京市政府召开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时，授予博士学位的只有18人；而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毕业博士生就达到5.8万人，在学博士生为36.2万人。博士招生规模的高速扩张为改革开放提供大量科研人才的同时，也出现了个别单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把关不严、博士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当然，博士生质量下降并非扩招的“原罪”，导师指导方式、培养模式和淘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缺位也让“学术圈”慢慢沦为“名利场”。一些高校为了获得项目、经费和资源，甚至将学位当作献媚的礼物，成为“博士帽”批发商。有的奥运冠军用奖牌换取博士帽，有的明星大腕用知名度获得学位证，有的官员用权力资源置换论文集……一方面，中国传统观念中对读书人有特殊偏爱，博士头衔作为最高学历的代表，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日后的进身之阶；另一方面，由于违规成本较低，一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金钱、权力与名誉变得像电流一样转换自如。博士，甚至变成了一种“商品”。

显而易见，这种短视的做法不但挫伤了无数寒窗苦读学子的积极性，也助长了把学历当敲门砖的浮躁的社会心态。当博士培养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生产无差别的复制品，当混文凭找工作的心理取代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很难指望这些本应处于人才价值链顶端的“博士”为人类探索未知领域、推动知识创新作贡献。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人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整治学术不端，净化学术氛围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提升中国科研水平的国际竞争力，发挥博士教育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海外网评论员 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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